F机构近日发布《2016-2017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以下是报告节选内容：
从“走出去”的风险分布看，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尽职调查成本较高或信息收集较困难的区域是非洲和中亚、西亚。40%左右受访者提及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遇到“东道国法律不健全”“东道国政府腐败、政策不稳定、行政效率低”等政治风险，尤其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政治风险最高；44%的受访者表示在海外投资中遇到过政府审查。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访者提及企业曾遭遇反商业贿赂、反腐败调查、环保审查及反垄断审查，地域以北美，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居多；36%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本地化”要求，以中亚、西亚居多；市场风险则在非洲、中亚、西亚较为显著；16.8%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群体性劳动纠纷，南亚、东南亚提及率超四成；34%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税务争议，南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美风险较高；21%的受访者表示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知识产权争议，以南亚、东南亚、北美、西欧居多。因此，“走出去”第一步的海外利益风险评估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投资地国别安全形势的动态数据也至关重要。
从企业税务争议结果看，受访者中有52个企业对税务争议进行了具体阐述。其中46个企业未能充分调研、准确理解东道国的税收法律法规；39个企业缺乏经验，面对税收争议时，在技术、人员、预算、管理等方面准备不足；37个企业未能与当地政府和税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和谈判；36个企业对海外项目的税务监管不予重视、未建立合规审查机制。此外，只有49%的企业购买保险，如人身、财产保险、政治风险保险、信用保险；46%的企业设立标准合同流程，并设专职合同审查人员；43%的企业建立财务和金融上的风险控制机制，如金融风险预判机制以防范汇率风险，财务预警机制加快资金回收等；43%的企业设立项目定期评估机制和退出机制；仅有34%的企业选择已经与中国签订投资保护协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从2014年起，中国财团对国外体育俱乐部产生浓厚兴趣。2014年7月，合力万盛国际体育发展公司以800万欧元的价格购买了荷兰海牙俱乐部100%的股权。2015年9月，万达以4500万欧元的价格购买了马德里竞技20%的股权。而海外体育并购案异常火热的时间段出现在2016年，从1月至8月共有10宗入股或收购宣告，其中手笔最大的是中欧体育投资管理长兴有限公司以5.2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了意大利AC米兰俱乐部99.93%的股权；其次是苏宁以2.7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了国际米兰70%的股权。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至今，至少有15家海外足球俱乐部的股权被中国资本收购，总耗费资金超过150亿元人民币。海外足球俱乐部很少有经营状况良好的，且大多数都处于亏损状态，甚至濒临倒闭。从2016年年底开始，商务部、发改委、外汇管理局、央行多部门要求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转移出境业务须获得特别批准。2017年2月21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就提到，在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开展非主业、非理性的大额对外投资，盲目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隐患。2016年11月初，万达集团宣布10亿美元收购美国好莱坞电视制作公司Dick Clark Productions。但在2017年初，在线娱乐新闻网站The Wrap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房地产和娱乐巨擘—大连万达集团以10亿美元收购美国Dick Clark Productions Inc（DCP集团）的交易已经破裂。The Wrap表示，收购破裂的主因是中国政府方面的监管批准问题。
2016年，中国企业进行了2500亿美元的海外收购交易。在海外并购越是凶猛的中企，其背负的债务负担越重，其中包括：万达、复星、海航集团、中联重科、安邦保险、罗森内里等公司。其中，中联重科债务是EBITDA（利息折旧摊销前收入）的83倍；复星集团截至2015年6月，其债务总额是自身EBITDA的55.7倍；中国远洋控股集团负债总额达到企业自身EBITDA的41.5倍；中粮集团下属子公司中粮国际债务总额相当于其自身EBITDA的52倍；光明食品债务总额是自身EBITDA的24倍。
中国台湾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与日本夏普公司的“联姻”显然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据了解，日本夏普公司长期在液晶显示、净离子群等领域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然而，由于近年来在投资方向、创新活力、商业运作等方面乏善可陈，优势尽失。对此，富士康经过充分调研后敏锐地发现，自身在产品设计、制造工艺、成本管控及优化整个垂直供应链等方面的优势，恰好可以与处于低谷的夏普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因此便积极寻求与夏普“联姻”并对其进行注资。经过双方不懈的努力与磨合之后，夏普强势回归中国市场并在“6·18”电商节一举夺得大屏电视销售冠军，富士康也借此形成了一个“日本并购、大陆设厂、本地化供货、全球化移植”的共赢新模式。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投资争端解决统计，2016年，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协定起诉东道国的已知仲裁案件共计62件，累计达到767件。该案件数低于2015年的历史最高纪录（74件），但高于此前十年的平均数（49件），仍然处于增长态势。同时，从被诉东道国的分布上看，东欧和中亚国家占31%，南美国家占17%，西欧国家占15%，中东和北非国家占11%，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占8%，北美三国、中美和加勒比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占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超过一半。从公开的数据来看，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于2014年受理的北京城建集团公司诉也门政府案外，中国企业通过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解决与东道国之间的海外工程承包投资争议的案例少之又少，说明中国企业运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经验和实践仍不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