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丹麦政府专门设立能源署，之后于2008年，又专门设置了丹麦气候变化政策委员会。1976年的“丹麦能源政策”作为丹麦第一部能源领域的整体规划明确提出：进口天然气来源限于北海和德国；利用发电废水供热；发展区域供暖系统；大力发展风能；增加国家支持的能效技术、新能源技术研发投入；鼓励工业和生活节能等。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丹麦不断细化和完善相关能源政策，例如利用财政补贴和价格激励，推动可再生能源进入市场，包括对“绿色”用电和近海风电的定价优惠，对生物质能发电采取财政补贴激励。丹麦采用固定的风电价格，以保证风能投资者的利益，风能发电进入电网可采用优惠价格，在卖给消费者之前国家对所有电能增加一个溢价，这样消费者买的电价都是统一的。另如，丹麦政府在建筑领域引入了“节能账户”的机制。所谓节能账户，就是建筑所有者每年向节能账户支付一笔资金，金额根据建筑能效标准乘以取暖面积计算，分为几个等级，如达到最优等级则不必支付资金。经过能效改造的建筑可重新评级，作为减少或免除向节能账户支付资金的依据。
丹麦能源政策法规的积极影响在本世纪初受到欧盟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可，欧盟于2012年提出“欧盟能效指令”即是最佳例证。该指令提出欧洲国家需要参考丹麦的绿色发展经验，于2014-2020年间创造能效投资2600亿欧元，节省能源成本5000亿欧元，并要求能源类企业到2020年前，每年节约能源成本至少达到营业额的1.5%。如果说丹麦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体量与中国相距甚远，其绿色发展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参考价值有待商榷的话，那么欧盟在制定能源政策法规过程中，学习借鉴丹麦经验的做法本身，则值得注意研究。
丹麦的能源税包括从2008年开始提高原来的二氧化碳税，并从2010年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氮氧化物税标准。例如，为了鼓励对风电的投资，丹麦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对风机发电所得的收入一直没有征税。在运输领域，对电动汽车则实行免税，并要求生物燃料的使用占运输燃料消耗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这种税收优惠与减免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对排碳量少的新能源收税低，促使更多人自觉通过经济调节，选择价格和污染相对较低的能源。
在另一个能耗重点领域——建筑行业，丹麦拟定了严格划分的建筑节能标准。一方面，政府对已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提供补贴，而且租售房屋前，业主必须提供建筑的能耗评级证书，不同等级的能耗评级对房价构成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丹麦要求新建筑必须遵循严格的能耗指标，同时，丹麦计划到2020年前完成电、热、气、水的入户计量工程，这种能耗计量方式的普及对激励居民主动减少生活能耗效果显著。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有了法律法规的正面引领，促使建筑业也更具有前瞻性。近些年来，大量新建筑不仅是严格按照“2015建筑能耗规定”（BR2015）设计建造，有的甚至依照“2020建筑能耗规定”（BR2020），使得能耗标准再多减低25%。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出台有利于自行车出行的道路安全与公交接轨等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后，自行车成为包括王室人员及政府高官在内多民众日常出行的首选。如今，全国人口550万，自行车拥有量超过420万辆，人均拥有量为0.83辆（中国现为0.32辆），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
丹麦绿色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公私部门和社会各界之间的有效合作。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绿色大型项目时，在商业中融合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这种公私合作可以有效促进领先企业、投资人和公共组织在绿色经济增长中取长补短，更高效地实现公益目标。哥本哈根将于2025年建成全球第一个零碳首都；第二大城市奥胡斯2030年实现碳中和；在南部森讷堡地区致力于2029年建成零碳社区。上述“零碳项目”均是公私合作的典型案例。
丹麦政府和国民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把发展创新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究其原因有三：首先，丹麦是资源贫乏的小国，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第二，全球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声日高，给丹麦企业界和研究界提供了动力和商机，把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减排温室气体的最有效手段；第三，由于美国页岩气的价格十分低廉，所以无论是丹麦，还是中国、日本，其能源价格和电价都高于美国（国际能源署预估美国的优势将持续20年），丹麦企业要与美国企业竞争，必须借助于创新的节能减排技术提高竞争力，弥补能源价格方面的竞争劣势。
近年来，能源科技已成为丹麦政府的重点公共研发投入领域。通过制定《能源科技研发和示范规划》，确保对能源的研发投入快速增长，以最终将成本较高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向市场。此外，丹麦绿色发展模式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在政府立法税收的引领下，新的能源政策始终强调加大对能源领域的研发投资力度，工业界积极参与，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进行技术创新，催生出一个巨大的绿色产业。通过多年努力，丹麦已经掌握许多与减排温室气体相关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使丹麦的绿色技术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丹麦成为欧盟国家中绿色技术的最大输出国。
丹麦今天“零碳转型”的基础，与其一百多年前从农业立国到工业化现代化转型的基础一样，均是依靠丹麦特有的全民终生草根启蒙式的“平民教育”，通过创造全民精神“正能量”而达到物质“正能量”，从而完成向着更以人为本、更尊重自然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的“绿色升级”。自从上世纪70-80年代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以来，丹麦人不断反思，从最初对国家能源安全的焦虑，进而深入到可持续发展及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层级，关照到自然环境、经济增长、财政分配的社会福利等各方面因素，据此勾勒出丹麦的绿色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