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来说，经济的增长可以产生“波及效应”来解决弱势群体和贫困问题。但是，大量的实践证明，“发展”的辐射效应并不是“自动”完成的。总的GDP增长和人均GDP增长，并不意味着增长的分配随着总量的提升和人均水平的改变而“平均”提升，并不必然带来收入水平的普遍提升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上世纪中期，曾有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达到了联合国所规定的发展目标，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变。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通常是以牺牲农业和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强调迅速地工业化。由此带来的高收入阶层产生在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工业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落后农村的波及效应、辐射效应不明显。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二元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财富逐渐增加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共存；现代大工业，资本密集的工业，与劳动密集小规模的市场活动及个体劳动共存。
经济学家于是开始反思“发展”的定义。“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应该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把对削减普遍的绝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以及降低失业率考虑进去。于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教授达德利·希尔斯先生，提出了发展的意义的基本问题。“一国的发展方面的问题是：贫困情况怎样？失业的情况怎样？不平等的情况怎样？如果这三方面都显著地减少了，那么亳无疑问，该国处于发展阶段。如果这些中心问题中某一个或两个问题变得更糟了，尤其是三个问题都变得更糟了，那么称这种情况为发展是会令人困惑的，哪怕是人均收入翻了一番。”
“共享成长”的发展观，应该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种贡献。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不能保证较低的绝对贫困程度。仅仅侧重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预期和期望逐渐增加国民收入来改善弱势人群生活水平是远远不够的。真正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的利益和好处，要全面惠及整个社会和各层次的人群。
“共享性”的发展应该不仅仅是城乡共享，不仅仅是这一代人“共享”，还应该是代代“共享”。这要求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要求经济的增长是稳定长期的。“共享性”的发展观念上的革命性的转变，要求进行制度性的变革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持续的“共享性”要求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体制因素。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因为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利配置资源，不是最大化资源的收益，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的招商引资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府职能的转移，应该大大促进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的完善，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实现“降低投入保持增长”的制度性贡献。
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政府、企业和居民行为都能按照经济规律正常循环，调整“储蓄-投资”的结构，缩小“储蓄-投资”差异，最后会达到外贸平衡，进而达到国内储蓄=投资的经济的“充分就业”的理想的整体平衡。一般来说，在“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降低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会得到部分缓解，经济会更稳定发展。
“共享性”要求对消费增长平缓的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作相应的完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费增长是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有两个层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资，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改进有很大的空间。根据边际收入倾向理论，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改善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减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应该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
“共享性”发展要求保护环境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为“不顾一切”的高增长付出了代价。如果我们能够逐渐恢复自然生态，或者减少进一步的污染和破坏，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和自然的和谐将会带来经济的和谐。
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是被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能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有较大的技术突破，同时可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短期内可以缓解能源短缺的瓶颈，长期可以解决能源限制这一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
我们坚信，“共享性”发展带来的制度性改革，一定能够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红利”，实现新的层次上的“低投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我们期待“共享性”的发展观念带来的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带来可持续的长期的“共享性”的经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