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式工业化为参照系的工业化、市场化的浪潮正在从中国城市向农村蔓延之际，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这就是中国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一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吗？无论目前不少中国学者和地方官员是如何坚信工业化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但是，当我们面对农业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与我们的预期相悖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所认定的农业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一、农业生产过度追求规模化、资本化的陷阱与反思
按照经济学原理，农业生产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前提，是要实现规模化生产，因为只有规模化生产，才能有效使用机器，只有集约化经营才能降低管理费用，使农业生产率提高成为可能。然而，在土地数量没有增加的前提下，农业的规模化与机械化经营，提高的是人均生产率，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粮食的产出率。
其次，过度规模化会导致多样化农业体系崩溃，甚至造成农业产出量的降低。原因就在于，追求规模化的单一种植，长期下去，会导致土地肥力衰减，农作物多样化遭到破坏，最后会陷入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转基因种子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传统家庭式农业或现代的小规模农业，具有通过多样化种植与养殖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与气候的优势。大量数据统计与事实证明，小规模农业的综合产出率高于规模化农业。美国农业部最新的农业普查显示：较小的农场每英亩生产食物比较多，不论以吨、卡路里、美元计算都是如此。
再次，农业生产的过度规模化，会导致大量农民失业、农村社区经济的萎缩，甚至消亡。在土地供给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农业生产规模化速度快于工业化速度，则会出现大量失业农民。这也是目前拉美工业化陷阱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巴西和阿根廷，由于不顾实际，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土地经营大规模集中，导致大量农民失业和小农场主破产。这些无业游民涌入无法充分就业的城市，造成难民围城的城市化。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棘手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农业生产过度规模化，会使本来可以繁荣与发展的农村社区和乡村经济陷入萎缩，甚至消亡。
此外，农业工业化必然会吸收大资本进入农业产业，而大资本，尤其是国际大资本的进入，会最终渗透到农业产业的全部环节，并完成对整个农业生产环节中所有增值环节的垄断。举例来说，外资企业蔬菜种子经营量已控制了我国蔬菜种子50%的市场，而孟山都等国外公司已基本上掌握中国大豆主权。如今他们正在全力以赴“攻陷”中国粮食主权。这些事件，就是国际资本进入我国农业领域的警示。
显然，在国际资本控制下的世界粮食生产目标已经扭曲为，农业发展不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减少饥饿，而是利润的增长。在农业工业化陷入危机与困境的面前，需要我们反思的一个方向性问题是，中国农业需要现代化，但不是目前所定位的工业化式的现代化，而是需要从工业化方向定位转移到农业生态化定位上来，从西方式的农业工业化模式转变到探索适合中国特色、适应生态文明的农业现代化上来。
二、传统工业化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失灵与危机
在2008年伴随着金融危机同时发生的粮食危机，对世界经济与生活造成的危害与冲击，远比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这无疑在昭示：粮食危机是工业化技术与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失灵的危机。
首先，工业化技术违背了物种演化具有的历史性、社会性的本质特征，导致工业化科技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失灵。
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农业生产的对象和最终产品都是生命物，而工业生产的对象与最终产品都是非生命物。而近代以来运用到农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是起源于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或科技范式向农业领域的推广。由此可以发现，造成工业化技术在农业领域失灵的根源，就是将解决非生命物的科技简单移植到生命物领域的结果。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在其基因中携带的物种信息，绝不是现代所谓的生物学所解读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生物分子结构或化学结构，而是携带着生物上亿年适应生态环境变迁、适应多样化物种之间的竞争与共生的种群关系，包含了其所进行的经过选择、试错、优化之后沉淀下来的种种信息，是物种演化的历史信息和种群关系的社会信息的综合。而目前通过基因来控制物种的科学技术，则是置物种所携带的历史与社会信息于不顾，而把生命物当作一个非生命物、当做可以任人解构与组合的化合物来对待。无论现代的基因技术有多先进，如果不能有效解读基因所包含的物质演化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的信息，我们就没有足够理由相信它的科学性和对生命世界带来的安全性。2009年，从加拿大出口到欧洲和日本的亚麻种子中检测到转基因污染，引发了市场的崩溃，造成了加拿大农民的巨大经济损失，就是例证。
其次，违背生命物成长规律的农业工业化生产方式，是造成现代农业危机的另一根源。建立在分工化、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领域不仅在提高生产率上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还为农业生产持续发展造成许多灾难性的后果。其表现是：在短期内确实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在同一块土地长期种植单一植物导致了土地肥力衰减、抗病虫害能力的下降，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按照工业科技的思路发明了化肥与农药、除草剂等各种各样的化学品，最终使土地变成“工厂”，而不再是食物生产地。物种多元化的生态体系遭到破坏、土地肥力衰减、植物抗药性增加、地下水的污染、食物中毒、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层出不穷，就是我们为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所付出的代价。
三、走中国特色生态化农业的发展模式的战略思考
面对跨国资本在中国演绎的“粮食战争”，我们在应对战略选择上，已不仅仅是思考如何做大做强中国粮食企业的问题，而是如何从生态文明高度立足中国国情，思考中国的农业经济走什么路的问题。
首先，中国农业经济不能走完全放开与充分竞争的市场之路，而应是有限制性的市场经济。
无论从目前各级政府对待农业发展的实际做法看，还是从满足跨国资本驰骋于世界农业领域的贸易政策看，都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过度地夸大了市场化、国际化与资本化对农业经济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低估与忽视了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带来的风险。
必须认识到，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在需求弹性上的刚性特点，使得农产品的需求量并不会因为价格的变动而大起大落。而农产品生产是生态自然直接参与、且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活动，由此决定了农产品生产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在技术创新推动下实现产量的倍增。更为重要的是，农产品的加工链越长，其安全性越低，由此决定了农产品无法像工业品那样需要经过很长的加工链才进入消费领域。这就决定了要获得粮食价格控制权，唯一途径就是垄断经营，而垄断的结果，一是农业生产过度的集中与规模化导致大批农民破产失业，会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二是农业产品价格一旦被大资本所左右，会造成国家粮食安全、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隐患。
不可否认，从事农业的跨国公司也拥有许多技术，但是集中在种子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只是配合资本运作实现农产品市场垄断与控制的手段而已。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一旦陷入几家大资本垄断的格局，农业所承担的满足国民生存需求的功能，就会变成满足资本增值的功能。
其次，在应对“粮食战争”中，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有三个底线不能突破。
第一，中国的农业经济模式，绝不能简单模仿美国式放任大资本左右的资本化、市场化模式。美国农业模式是一个在政府补贴支持下的自由竞争、放任大资本经营的国际化的模式。在美国农业模式中，政府补贴主要解决的是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获利均衡化的问题，其他问题可以不予考虑。但鉴于中国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承担着养育世界16%的人口，鉴于目前中国18亿亩土地还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生计的功能，就不能模仿美国的模式。如果美国模式是野外放养模式，那么中国则是笼养模式。围绕鸟笼式的模式，在上限上，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设置防线，即不能让盘旋在空中的鹰威胁笼中的鸡；在下限上，不仅需要确保目前已经出台的18亿亩红线，而且还要增加一条防线，即要确保中国农业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左右与垄断。
第二，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的经营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业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的生计功能。中国农业的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立足走培育内生增长之路，而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必须帮助农民、培育农民，而不是简单地把农民交给市场，让资本替代农民的市场化。
第三，中国农业应能承担起传承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的功能。从工业经济的财富观与纯市场化理念看，似乎中国农业与农村，处在落后、被瓦解淘汰的地位。但是，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看当代中国农村与农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仅与当今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相吻合，而且，还凝聚着中国传统智慧的传统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具有极高的传承与借鉴价值。在中国改革30年中，已经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形成的一大批中国新农村证明，中国传统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仅必须重新反思单一城市文明主导下的城市化模式，而且要探索中国城市与乡村二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新城镇化之路，这既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之路，也是中国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编辑自：张孝德，《农业工业化失灵与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