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专家们就某话题展开讨论。
专家A：与全球所有快速发展的国家一样，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健康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慢性病患病人数已居全球之首。我国现有2.5亿多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超过1亿，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
专家B：医改30年来，过分强调政府、机构的医疗救治责任和公民享有医疗的权利，个体责任几乎被忽略，慢性病可防可控的特征没有充分体现。国人对医疗的需求和要求很高，希望就医随到随看，不但要看好，最好不花多少钱，但人们在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约束和健康保障的制度设计上几乎不作为。
专家C：制度设计没有体现“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反映社会和民众长期死抱“最后一公里的救治模式”不放，没有把关注和工作重点真正转到减少生病的人和延缓已有病程上，民众的健康意识、管好“最初一公里”的观念远未被唤醒。
专家D：没有民众个人健康意识的觉醒，慢性病发病人数就不会下降，全民健康促进的目标难以落地，“大健康产业”的群众基础和市场也会缺乏。
专家A：我们一直倡导和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挥百姓“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对居民及其家庭实行全面的、连续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专家D：就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我讲讲我的经历，我退休后把执业地点从大医院转到某社区医院，医院给在社区建立健康档案的女性居民发短信，告知她们来了一位妇产科主任医师，如果觉得合适可以跟我签约。结果发出8000多条短信，来签约的不到40人，一年中我接到的咨询电话不超过10个。
专家C：居民有病首先想到大医院挂专家号，更无从了解家庭医生的服务内容和方式，使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形同虚设。
专家B：我举一个日本的例子，200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出台法规，强制政府机关和企业给40岁至74岁的员工定期测量腰围，腰围超标者必须检查血糖、血压、血脂。超标者或认定为代谢综合征的必须在3个月内自行减肥，若减肥失败，必须接受饮食控制教育。此外，政府还对推动雇员减肥不力的地方政府或私人企业处以罚款。
专家D：建议在相关法律中，加上“每个公民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有关论述，强化公民促进自身健康的法律责任，为制定相应法规制度提供上位法依据，也为健康中国“最初一公里”提供法律依据。
专家A：让社区医生成为居民健康的“第一守门人”，不能仅仅停留在“鼓励居民与家庭医生签约”上。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好大夫缺少实践也会退步，社区首诊率低与基层医生诊疗水平低之间会形成恶性循环。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推行“社区强制首诊”，除急重症，其他疾病必须由家庭医生转诊至大医院相关专科，让家庭医生真正了解自己的辖区居民，真正建立医患关系的“熟人模式”。
专家C：可鼓励家庭医生做好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工作，让居民少生病、不生病。在家庭医生完成保障居民健康工作任务前提下，把结余费用作为他们的绩效奖励，有助于提高基层工作者主动开展疾病预防工作、控制不合理医疗成本的积极性。同时，相关部门要对家庭医生进行监督考核。
专家A：可采取类似车险的制度设计，将健康管理得差、经常使用医保的居民和健康管理得好、不经常使用医保的居民区分对待，鼓励好的，鞭策不好的。
专家B：同意这一观点，建立类似汽车保险中“少出险，少缴费”的激励措施，实现“小病少报销，大病多保障，不病有奖励”，鼓励居民加强自身健康管理。商业健康保险在产业链布局上具有资源配置优势，最具有保障投保人少生病、生小病的动力，以及汇聚最新健康理念、技术和资本的能力。
